心哀——地震中遇难的同胞

　　管——含意为堵、防止漏洞，对人进行激励、监督、控制和协调，找出科学的工作方法或操作程序并对人的心理状态变化和外在的行为模式进行有效地引导。

　　理——含意为导、进行梳理，对人进行教育培训，提高人员的素质，加速个性的完善，达到自我管理的目的。对人在劳动、工作或操作某一程序过程中的心理状态变化和外在的行为模式进行有效地引导。

　　管理——在“管”的同时要注意“理”，“管”中有“理”，“理”中有“管”，“管”中蕴“理”，“理”中蕴“管”。

　　管理学——就是要教会你怎么学会“管”和“理”的学问。这就意味着管理是组织人力、运用技术以达到特定的目的。也就是对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文化背景熏陶下人们的管理意识、行为组合、服务对象的整合。管理学的实质其实就是探求外部环境、内部条件与管理目标三者之间的动态平衡，而人类社会总是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即管理主体的外部环境总是变化的。因此，为了寻求三者之间的平衡，管理学也必须动态地发展。

　　管理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更是文化现象的综合体现，在这里笔者要特别解释下本文对“文化”一词概念范围的限定，那就是文化是一种复合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伦理道德、法律、社会群体行为习惯以及作为人类社会一分子所获得的某种其它能力。基本可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物质层面，即人类实践创造的的一切器物；第二个层面是中间层面，即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人际关系组合、社会群体与人的个体行为习惯和规范；第三个层面是社会意识，包括人的价值观念和心理结构。把文化放在群体互动的社会行为及社会心理氛围中来考察并与人力资源管理去结合，那么就会对软管理学科中的人的组织行为与个体行为的归纳起到事半功倍的效用，毕竟如美国人类学家班纳特所说：“文化是群体的行为模式与生活方式”，这是人类社会所特有的、区别于生物界的最本质的属性。从这种本质属性上来理解，文化就是社会化。东西方文化有着各自的特点，在管理思想上也是各有所侧重，当多种文化与管理行为相互接触、碰撞、影响和接受时，那么相互碰撞、选择、对照、互补、互证等就是大达到新发展层面的必由之路，双方或多方之间进行筛选、扬弃、疏离、转化乃至到扭曲进而再升华到协同层面，这是我们分析、研究、归纳、总结、提炼问题和梳理理论逻辑构造的基础方法之一。

　　管理在任何地方都是一种因人、因事、因时而随机制宜的活动过程，是受不同社会、经济、文化环境以及各种复杂的传统人文关系的制约与影响的，因此，尊重民族的、国家的、地理区域性的文化传统；在尊重自己的民族或国家、地理区域性的文化根基和管理特性上所建立起来的管理模式与行为组合才是真正的管理的艺术。因此，管理学科的基础、建设和发展过程是建立在两个系统之上的，一是技术系统，即侧重于如何建立最佳的工作流程和选择最优的方法；一是社会科学系统，即侧重于研究人力资源的开发，创设合理的客观条件，激发个人的潜力和社会群体的潜能，从而提高活动效率，实现预期目标。通过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反思和别国传统文化的比较，实现世界管理文化的融合和本民族管理文化的转型，导致了管理理论和实践出现了一个重大的变革，即在对科学管理理论以来的管理理论和实践反思的基础上，提出和确立了以管理文化为核心的新的管理模式。这一管理模式从最根本的管理宗旨、管理理念到具体的管理行为的实施，均与过去的管理有显著的区别。这一巨大的变革并不是源于学者的书斋，而恰恰是以信息社会和知识经济的大潮为背景，以成功的、卓越的管理为基础而孕育出来的。

　　管理学的发展过程是一部人类社会变革的编年史，人是社会动物。人们从事的生产活动和社会活动都是集体进行的,要组织和协调集体活动就需要管理。但是社会生产力水平直接影响到管理水平、管理范围和管理的复杂程度,因而对管理学的发展也会产生影响。人类社会的发展从野蛮社会发展到文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结构从天然构造阶段进入到人为构造阶段，人类社会管理模式与人的行为方式的组合，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有不同的形态特征。如果说原始社会是一种“天然的构造形态”，那么从人类“父系社会”出现起，人类社会的发展便开始进入了一种“人为自构造”的管理模式与行为方式社会形态的历史阶段。进一步地从社会结构方式的人与人之间的行为组合与管理模式形态来看：奴隶社会是以“暴力掠夺支配型”为主导地位的管理方式；封建社会则是以“等级占有支配型”为主导地位的管理方式；而资本主义社会则是以“剥削交换分配型”为主导地位的管理方式；社会主义社会（含转型中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以“代理分配合作型”为主导地位的管理方式。管理经历了传统管理、科学管理、现代管理三个阶段，每一阶段的思想理论都是前一阶段的扬弃、修正，最终形成了系统的管理学体系。人类的管理思想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渊源于古希腊文化传统的西方管理思想，它在近代资本主义的条件下演变为具有一定科学形态的管理理论，从２０世纪初泰勒开始已发展成为科学化的理论体系，对现代人类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另一种是渊源于中华文化传统里的管理思想，它具有极为丰富的内容和东方文化特色，井曾产生出光辉灿烂的古代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由于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中国的传统管理思想在近代没有能够与产业革命及资本主义企业经营相结合，以至今天一般人认为科学管理的观念和方法都来自西方。

　　美国著名管理学家德鲁克指出，“管理是以文化为转移的，并且受其社会的价值观、传统与习俗的支配”中国和西方的管理思想各自具有自己“民族的精神标记”，它们不同的特征和内容来源于不同的历史条件和社会背景，这主要是：地理环境、物质生产方式和社会组织形态。中西管理思想的比较首先必须从这些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社会背景人手，进行历史的、综合的考察，才可能作出科学的结论。

　　一个民族文化的生命力就在于既保持其文化传统又能充分吸收各种适应时代要求的外来文化，并且超越其传统文化。大约三千年前，古希腊人开始崛起，他们通过文化交流，从东方的腓尼基人那里学到了字母文字，从埃及、巴比仑人那里学会了各种先进的生产技术以及天文、数学、几何等等，在艺术创作方面，他们也是从学习东方开始的，古希腊文化后来居上，获得了极大的发展与繁荣。在当时，古希腊学者苏格拉底很早就认识到管理的普遍性，认为公众事务的管理技术和私人事务的管理技术是可以相通的。他说，管理私人事务和管理公共事务仅仅在量上有所不同，它们都牵涉到对人的管理。如果一个人不能管理他的私人事务，他肯定也不能管理公共事务。此外，他明确地把管理解释为区别于技术知识和经验的一种技能，这个解释与今天我们对职能的见解十分接近。而天主教的教义及其价值观念虽然是反世俗利益的，但罗马天主教会在西方文明史上却是一个最有效的正式组织，为现代管理提供了借鉴。

　　在公元前370年，希腊学者瑟诺芬曾对劳动分工作了如下论述：“在制鞋工厂中，一个人只以缝鞋底为业，另一个人进行剪裁，还有一个人制造鞋帮，再由一个人专门把各种部件组装起来。这里所遵循的原则是：一个从事高度专业化工作的人一定能工作得最好”。——他的这一管理思想与后来科学管理的创始人泰勒的某些思想非常接近。２００年以前，亚当·斯密以制造针为例论述了劳动分工的作用。而且，他的这一分工理论成了近代产业革命的起点，也成了后来的管理学家创建管理学的理论前提。确实劳动分工较大幅度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也有利于专业化和职能化管理。

　　后来，古希腊为古罗马所灭，古罗马只是部分地继承了古希腊文化，古希腊卓越的学术传统没有得到继承。

　　自罗马帝国衰亡，欧洲便进入了漫长的中世纪的黑暗之中。古希腊的学术几乎被欧洲人全部遗忘，大量古籍也散失殆尽。然而，古希腊的学术并没有就此而失传。这完全应该归功于文化交流，归功于阿拉伯人。他们曾大量收集、翻译了古希腊的学术文献，使其得以保存。十字军东侵，欧洲人重新发现了自己的古代文化。恩格斯在《自然辨证法》》中讲，“拜占庭灭亡时抢救出来的手抄本，罗马废墟中发掘出来的古代雕像，在惊讶的西方面前展示了一个新世界，即希腊的古代，在它的光辉的形象面前，中世纪的幽灵消逝了”。他们还了解到，阿拉伯人是古希腊文献的主要保存者。于是，欧洲出现了一个学习阿拉伯语的热潮，将译成阿拉伯语的大量古希腊文籍，重新译成拉丁文等欧洲文字。当时，阿拉伯语人才缺乏，他们在西班牙兴办翻译学校，培养专门人才。欧洲的学者也大量来到西班牙，从事翻译与研究。到了十三世纪左右，通过翻译阿拉伯文献，欧洲人基本上了解了古希腊的学术思想，重视了古希腊文化的光辉，使之得到了继承与光大，直接推动了欧洲文艺复兴与近代文明的到来。

　　14世纪至16世纪，史称“文艺复兴”时期，这个时期在西欧兴起的人文主义运动和宗教改革运动，是从僧侣文化转向世俗文化的伟大转折点，是一场改变西方历史命运的伟大运动。文艺复兴所宣扬的人文主义思潮和宗教改革所兴起的新教伦理价值观，使西方人摆脱了封建主义和宗教神学的精神枷锁，形成了追求个人的自由解放和个人成就需要的价值取向，大大张扬了人的理性，孕育了现代科学的产生，刺激了近现代工商业的发展，尤其是个人主义的价值取向和理性主义的历史文化传统是产生现代管理理论的社会基础。

　　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高举人类理性的大旗，在反对封建统治中大力宣扬人的尊严、个人的幸福，个人主义成了一种社会思潮，17世纪以后，个人主义被进一步理论化和系统化了。个人主义价值观在反封建和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发展中起过重要的历史作用，但作为一种资产阶级的价值观，置个人或个人利益于他人和整体之上，以牺牲他人和整体来发展自我，势必导致个人与整体的对立。个性过分扩张，利己走向极端，势必会影响社会体系的和谐，导致人际关系的隔膜和对立。

　　在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思想史上，也曾出现过比较文化研究的高潮。比如，最早一次发生在两汉之际的印度禅的流入，所演化为中国的禅宗思想，对中国千百年管理文化意识产生了深刻影响，进入中国而后被中国文化所同化的佛教，在隋唐年代达到鼎盛时期，其间出现了安世高、鸠摩罗什、真谛等为代表的一大批外国传教者，以及以法显、玄奘、义净等为代表的一大批中国求法者，给我们带来了风格迥异的印度文化，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外来文化的大输入，也正是这段时期成为中国古代经济、文化发展的最高峰时期之一。

　　中国第二次大规模输入外国文化，始于明末耶酥会士的东来，这次与第一次的情况大不相同。中国人对宗教本身表示莫大的冷淡，这可能与宗教在近代为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所利用有很大关系，耶酥会士因传教打不开局面，就花不少时间翻译中国古籍，介绍中国文化，对西方汉学的兴起影响巨大，但是，中国人对天文、数学、水利、火器以至西方的管理技术等知识表现出很高的热情，这也在客观上推动了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严复、康有为、梁启超和孙中山其实都是一批杰出的具有爱国主义精神的东西方管理文化比较研究学者。

　　中国社会今天能够取得这么大的历史进步，更是与改革开放以来中西方文化交流与融合密不可分的。整个世界变得越来越小，不仅是空间，更是文化和心理距离，全球化预示着中国管理思想史上又一次东西方管理文化比较研究的高潮的到来。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管理现代化问题，是管理文化的现代化，其实质还是寻找东西方管理文化相交汇的最优“熔点”或“相容性”。

　　文化无优劣之分，每种文化都有其精华，也有不如人意的地方，只要能够正确认识文化现象，挖掘、发扬光大自己的文化精华，去除糟粕，我们就能够避开文化陷阱，减少跨文化沟通障碍，就能够创造出适合自己文化特点的经济发展模式和企业管理模式。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格局，信息文明对世界经济的重新布局，高科技的所向披靡以及东西方文化的高度融合，使东西方管理越来越朝向同构化。

　　如果我们对东西方管理文化异同进行粗线条的比较研究，就会发现：

　　西方管理思想源头的古希腊，其地理环境与中国则大下一样。它有漫长的海岸线，内陆交通却极不方便，没有什么回旋的余地，因而只能向外拓展以求发展，使商业和航海业发达较早。这种海洋民族的管理模式具有鲜明的特征：一是外向。海上交通的发达、人员交流的频繁造就了一种外向型的民族心理，以地中海为走廊，几个文明古国之间发生过规模巨大的文化融合，其管理经验和管理思想曾多次相互交流，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一个浑然一体的系统。二是求异。标新立异是希腊文化的一个特征，它一方面表现为对知识和智慧的追求，形成了求知的科学方法（如形式逻辑）。“科学方法对管理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这种探究知识的榜样以后成为泰勒、吉尔市雷思和其他许多著名管理学者的最终目标：”另一方面在社会管理方面进行过多种形式的试验，特别是城邦形式的复杂的奴隶制民主管理制度，这种“城邦提供了自由讨论的实践经验，并证明了我们称之为协商式管理的价值”。三是重功利。商业的发达和人员的频繁往来，使希腊人在管理活动中一开始就较少关心血统的亲缘关系，他们重利益，讲功效，追求现实的成功。为了获取最大的经济利益，他们很早就提出了用统一的标准化进行管理的思想，柏拉图在《理想国》一书中率先提出了经济管理中的专业化和劳动分工原理，以古希腊为源头的西方管理也可以说是一种科学主义型的管理。

　　西方管理文化基于独立人格的人文主义。体现着实用主义和个人主义，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结合，它是以追求利润和提高自身效率为目标，以追求自我价值为动力的。在西方管理文化的背景下，各国为适应各个时代社会生产的需要，形成了门类众多的流派，推动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如：

　　科学管理理论流派，在19世纪，以科学管理之父弗雷德里克·W·泰勒为主，第一次系统地把科学方法引入到管理实践中，将人与机器相结合，要求达到人—机的最佳匹配，使人成为机器流水线的一部分。泰勒的管理只是物本管理并非人本管理。泰勒把如何工作的决策权留给了企业所有者，该时段的管理本质就是按照科学的方法来指导工作，即强调控制。

　　古典组织理论流派，代表人物亨利·法约尔。他从管理的职能角度来定义管理，认为管理就是实行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这个理论后来发展成为管理过程学派。

　　行为科学理论流派，20世纪30年代的管理学者发现只注重劳动效率远远不够，因为健全的人际关系更能提高生产率，这就把人提升到“社会人”的地位。但这时的行为科学管理理论所确认的管理本质仍不是激励，只是把激励当作管理的一种手段，管理的本质还是物本管理，其中梅奥及其霍桑实验就是典型代表。

　　现代管理理论流派，现代管理理论流派被分成很多学派：管理过程学派、社会系统学派、决策理论学派、系统管理学派、数量管理科学学派、权变学派、经验主义学派以及经理角色学派等。管理过程学派主要代表人物有亨利·法约尔、詹姆斯·穆尼、哈罗德·孔茨以及威廉·纽曼。法约尔从职能的角度定义管理为“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詹姆斯·穆尼的观点是管理本质是激励；哈罗德·孔茨认为管理本质是协调；威廉·纽曼认为管理是使一个人群团体努力朝某个目标前进所作的指引、领导和控制；此时人已被当成管理的一个重要部分。社会系统学派代表人物切斯特·巴纳德认为组织是由两个以上有意识的能协调活动与效力的系统组成并能使里面的个体在相互作用下做到独立所不能完成的事情。巴纳德的管理本质是“决策和协调”。系统管理学派代表人物有约翰逊、弗里蒙特·E·卡斯特、詹姆斯·E·罗森茨韦克、米勒和梅萨罗维奇。系统管理学派把组织当作一个系统，把内部和外部环境的各种因素看作是一个有机整体，认为管理本质是用系统的观点来有效组织和协调各种要素，使得组织能够更好地运转。经验主义学派代表人物彼德·德鲁克，其在1954年的《管理实践》中就提出“目标管理”范畴。目标管理以目标作为各项管理活动的行动指南，通过目标激励调动组织成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并用目标的完成程度评价组织成员的工作业绩和贡献程度。德鲁克的管理本质是把所做的事情当成一个目标来进行，并对完成目标的成员给予激励来更好地促进组织的进一步发展。

　　西方的管理形态则是在商品经济的社会中发展起来的，它围绕着如何使工商业主和资本家获取更大的利润而展开，因而与中国农业社会型的管理形态有明显区别。

　　首先，西方的管理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有重物不重人的倾向，重经济利益不重道德教育。在历史上相当长的时期中，西方的管理者都把人看成是“机械人”、”经济人”，与此相适应，西方的管理着重于企业的微观管理，不太重视社会的宏观管理；重视个人劳动能力和技术的最大发挥，不大重视群体之间的协调和心理状态的适应；重视短期效益和单个经济单位的利益，不太重视社会整体的长远目标。

　　其次，在管理方法上，西方管理善于思辨，重视逻辑推理，依靠科学试验，因此，一方面在管理上具有经验论的传统，但又不局限于直观经验，而是把管理理论建立在感性丰富：知性清晰的管理试验基础上。这种经验论方法直接导致了泰勒为代表的“科学管理”运动和管理科学理论的形成。另一方面，在管理中又具有反理性的传统，把管理的最高目标和理想寄托于虚无飘渺的天国或“乌托邦”上面，宗教信念在西方历史上对管理的活动和思想有着极大的影响．西方的管理思想就是在这种经验的与反理性的惊人的分裂和对立中发展的，正如李约瑟所指出的那样：“科学的唯心主义和机械的唯物主义两者之间进行着永恒的斗争。

　　再次，西方的管理在市场商品经济土壤的培育下，既有严密的形式又具有创新的精神。一方面，它依靠明确细致的法律条文和规章制度进行统一管理，尽可能把管理活动纳入严密的机械式的体系中，在这个体系里每个部分都有严格的责权利的规定。另一方面，为了适应剧烈变动的商品经济生活，它又不得不经常地超越和打破自己的管理规范：不断进行着管理思想和理论的革新和刨造，因而没有一种管理理论能够在西方保持长期的主导地位，在现代更形成了“管理理论的丛林”，这与中国具有强大继承性的管理思想形成了鲜明的对照。